系统阐述罗近溪的仁学思想，有助于推进当代新仁学的建构。

但在赤子要掉到井里的时候，就不管那是自己的孩子还是陌生人的孩子，人都会有恻隐之心，因而会去解救赤子。在夷之看来，若保赤子正是将天下人都视为赤子，这就是兼爱之说，没有差等地爱所有人，只不过因为有远近亲疏之别，所以先从最亲的人爱起，这并不是因为父母与我们有什么特别的关系，而是因为我们碰巧更近。

对三至亲的界定与区分，便成为序人伦、睦亲族的关键。本来只有孺子才如此一心一意地慕父母，长大成人往往有更在乎的事，舜五十岁仍然如此在乎父母，正体现在其怨当中。孟子多次说，恻隐之心即不忍人之心，其颡有泚，睨而不视，便是恻隐之心的外在表现。虽然爱子之仁本为自然本性，但若加以礼制的诠释，却是对子女之报，其哲学意义就在于，当子女之孝得以表达，爱子之仁的德性意义才能被彰显出来。他为什么不从更积极一些的角度，比如爱敬之心思慕之心，而一定要从相当消极的恻隐之心来讲仁之端呢？在《孟子》中，孟子讲了很多非常极端的例子，如赤子入井、嫂溺援之以手，还有以牛衅钟，甚至包括掩埋遗体。

所以，古今中外关心人性问题的哲学家，往往要从日常生活状态进行人性论还原，剥离掉日常生活中许多被认为不属于人性的东西，以窥见人性之本质。《说文》释亲字：至也，从见亲声。[⑦] 1．隐恶扬善所谓迩言，是指亲近之人的言论。

吾学周礼，今用之，耐人寻味：既然现实的礼制情况并不足以证明经典的意义，那么，这里作为历史根据的考诸三王，其实也已经是经典诠释的结果。[32]《礼记正义·中庸》，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1633页。（2）徵诸庶民，指根据民众。这种天地之道本身是抽象的，历代儒者对它的理解与解释是有所不同的、变动的，有时甚至相去甚远，这说明天地之道本身其实同样是经典诠释的产物。

子曰：‘南方之强与？北方之强与？抑而强与？宽柔以教，不报无道，南方之强也，君子居之。及其广大，草木生之，禽兽居之，宝藏兴焉。

邢昺疏：学者而能以时诵习其经业。[67] 这是经典意义证明的形而上学根据。朱熹集注：于其言之未善者，则隐而不宣。[47] 这里，兴、观、群、怨乃是前主体性的情感。

[21] 至于审问慎思明辨，都是在讲应当如何博学，孔颖达的理解是正确的：以下诸事皆然，都是覆上‘博学之也。国有道，不变塞焉，强哉矫。[70] 黄玉顺：《中国正义论纲要》，《四川大学学报》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2009年第5期，第32–42页。[26] 这种分辨、论辩，当然也适用于经典诠释，如《学记》说：人不学，不知道。

而其阐释的方法，正是经典诠释：大量的子曰或仲尼曰，以及《诗》曰《诗》云，无非经典诠释。[51]《论语注疏·八佾》，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2466页。

小人之中庸也，小人而无忌惮也。《前主体性诠释：主体性诠释的解构——评东亚儒学的经典诠释模式》，《哲学研究》2019年第1期，第55–64页。

[18] 朱熹集注：素，按《汉书》当作索，盖字之误也。[36]（一）《中庸》温故知新的前存在者意义所谓温故知新，意谓温习经典的旧义，获得经典的新义。[43] 朱熹集注：温，寻绎也。[46]《论语注疏·学而》，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2460页。《中庸》经典诠释学思想不仅涉及经典本义的理解和新义的阐发，而且涉及诠释者的自我主体性的更新，而具有前主体性的存在论意义。[30]《礼记正义·中庸》，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1626页。

这里可注意的是：《中庸》与《大学》是一致的：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所以，《中庸》的诚之者，人之道也，孟子的表达是思诚者，人之道也[24]，亦强调思。

  作为四书之一，《中庸》是帝制时代后期（自宋至清）儒家核心经典。衽金革，死而不厌，北方之强也，而强者居之。

[65] 朱熹：《四书章句集注·中庸》，第37页。温故而知新关乎经典新义的生成。

[21] 朱熹：《四书章句集注·中庸章句》，第31页。道问学则是实现其宗旨的诠释学内涵，即在经典诠释中致知：尽精微（学、问、思、辨）以道中庸关乎经典本义的理解。敦厚以崇礼，意指通过经典意义的证明，鉴往知来，指引未来的社会制度建构。朱熹集注：不使有过、不及之谬，此皆致知之属也。

[22]《礼记正义·中庸》，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1626页。周因于殷礼，所损益可知也。

《前主体性诠释：中国诠释学的奠基性观念》，《浙江社会科学》2020年第12期，第95–97页。作为诠释宗旨，尊德性是其内圣方面，而鉴往而知来则是其外王方面。

析理则不使有毫厘之差，理义则日知其所未知，此皆致知之属也。舜好问而好察迩言，隐恶而扬善。

[49] 这里的礼指具载于文本的典章制度，即作为诠释对象的经典。同时，这也说明伽达默尔所谓前见其实也是此前的诠释的产物。坤乾指殷阴阳之书也，其书存者有《归藏》。孔颖达疏：广大谓地也。

[52] 这里，孔子通过三代之礼的诠释，得出了关于礼制的一条普遍原理：礼有损益。此皆致知之属也，盖非存心无以致知，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。

[37]《礼记正义·大学》，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1673页。不仅如此，这里还涉及诠释者的自我主体性的更新，因而具有前主体性的存在论意义。

[23] 这里的方策，即是经典文献。[68]命题敦厚以崇礼是紧接着命题温故而知新讲的，知新是经典诠释宗旨的知即理论的方面，意味着在理论上的经典新义。